大空头
<大空头>
序 敲门的小鬼
序敲门的小鬼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居然愿意付给我几十万美元,让我给那些成年人提供投资建议原因。我当时24岁,对于猜测哪些股票和债券价格会涨,哪些价格会跌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华尔街的基本功能在于配置资本:决定把钱给谁和不给谁。请相信我,当我为投资者提供那些建议的时候,我并没有第一手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学习过财务课程,也从来没有经营过一个企业,甚至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存款让我去管理。我在1985年莫名其妙地进入所罗门兄弟公司(SolomonBrothers)并得到了一份工作,1998年又莫名其妙地揣着大把的钱离开了,而且,尽管我就这段经历写了一本书,整个事件在我看来仍然荒谬绝伦——这也是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摆脱金钱诱惑的一个原因。我当时想,这种局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很快,人们就会逐渐把我以及很多与我类似的人看成骗子。很快而不是很久,当华尔街醒悟过来的时候,“大清算”就会到来,数百名——如果不是数千人的话——像我一样拿别人的钱去豪赌,或者说服其他人进行那样的豪赌的年轻人,将会被驱逐出金融界。
当我坐下来写那本记述我自己经历的书《说谎者的扑克牌》时,我当时仍然处于一种在收入状况不错的时候认为应该急流勇退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我只是草草地写下几句话,然后把它塞进一个瓶子里,留给很久以后将经过这里的那些人。除非某些内部人士把这一切记录在案,否则,我想,未来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居然曾经发生过。
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关于华尔街的文字都与股票市场有关。从华尔街出现伊始,股票市场就是华尔街主要的衣食父母。我的书主要是讲债券市场的,因为华尔街正围绕着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进行更大范围的资金包装、销售和组合。这方面的业务,我认为也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我正处在一个伟大国家丧失了金融理智的时期,有义务为它撰写一部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风貌的作品。我期望未来的读者在读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古特弗罗因德(JohnGutfreund)在1986年搞垮一个企业的同时却拿到了310万美元的时候,会有一种惊讶的感觉。我期望他们在读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债券交易员豪威·鲁宾(HowieRubin)跳槽到美林公司后立刻亏损了2.5亿美元的时候会瞠目结舌。我期望他们在知道华尔街曾经有过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感到震惊:首席执行官们对债券交易员们正在操作的债券所具有的复杂风险居然仅有一点点模糊的认识。
我能够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是,未来的读者有可能回想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回想我自己的奇异经历,并且说:“太离奇了。”多么天真的想法。我从未怀疑过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状况将持续20年以上,也从未怀疑华尔街与普通经济生活的差异会从程度上的不同发展为性质上的区别。一个普普通通的债券交易员每年居然能够拿到4700万美元,而且居然还会有一种被谁欺骗了的感觉。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大厅中出现的抵押债券市场——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绝佳的创意——居然导致了历史上最彻底的金融性经济灾难。就在豪威·鲁宾因为亏损2.5亿美元而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名字20年之后,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一位也叫豪威的抵押债券交易员居然在一笔单独的抵押债券交易中亏损了90亿美元,而且问题被捂得密不透风,除了摩根士丹利内部很小的一个圈子之外,根本没有人听说过他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在坐下来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抱负,只是想为读者讲述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如果你灌了我两杯酒,然后问我这本书可能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或许会以这样的话来敷衍:“我希望那些正在决定自己今后人生道路的大学生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并且认识到过分贪慕虚荣是很愚蠢的,从而放弃成为金融界人士的热情,甚至是一点点的兴趣。”我希望,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那些真正想成为海洋学家的聪明孩子能够读一读我的书,把来自高盛的工作邀请函扔进垃圾篓里,扬帆出海。
然而,这一信息基本上被忽略了。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出版6个月后,我收到了无数来自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的信件,他们都想知道,我是否能够与他们分享有关华尔街的其他秘密。他们把我的书当成教大家怎么做的说明书来读了。
在我离开20年之后,我在等着看华尔街的大结局,这个结局是我早已料到的。天文数字般的红利、看不到尽头的流氓交易员队伍、击垮了德雷克塞尔·伯纳姆(DrexelBurnham)的丑闻、毁掉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并终结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丑闻、紧随我的老东家约翰·梅里韦瑟(JohnMeriwether)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而出现的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一次又一次,金融体系以一种目光短浅方式让自己名誉扫地。然而,处于问题中心的华尔街大银行却仍然保持着增长,同时增长的还有它们支付给那些从事着没有任何社会效益的工作的26岁年轻人的薪水。美国年轻人反金钱文化的叛逆一直没有出现。当你能够放弃自己的那部分,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变现时,为什么要费心去推翻你父母的世界?
从某种角度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猜想,可能没有大到足以摧毁这个体系的丑闻或者逆转存在。
随后,迈瑞迪斯·惠特尼(MeredithWhitney)出现了,而且新闻不断。惠特尼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金融行业分析师,为一家不知名的金融企业工作这家公司叫做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andCo.),从2007年10月31日起,她不再默默无闻了。那一天,她预测说,由于花旗集团对其业务管理不当,可能需要削减其红利,或者面临破产。很难说清楚在某一个具体的日子里,造成股票市场内部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2007年10月31日,是迈瑞迪斯·惠特尼造成了股票市场上金融股的崩溃。到当天收盘时,一个以前根本没有人听说过,或许随时可能被解雇的女人,让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下跌了8%,让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蒸发了3900亿美元。4天之后,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Prince)辞职。两周之后,花旗集团削减了它的红利。
从那一刻开始,迈瑞迪·惠特尼成了E·F·赫顿(E.F.Hutton)第二,当她开口的时候,大家都仔细倾听。她意思是非常明确: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华尔街公司的真正价值,只需要对这些公司所持有的那些举债购入的毫无价值的资产进行冷静认真的研究,然后再想想他们从抛售中能够拿回什么,就一清二楚了。在她的眼里,这些大公司中那一大群拿着高薪的人几乎一文不值。在整个2008年,她都紧盯着那些银行家或者经纪人的各种声明,他们用各种减值或增资来掩盖自己的问题,但是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错了。你们仍然没有正视由于你们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你们还是没有承认在次级抵押债券上数十亿美元的亏损。你们的债券的价值与你们的人生价值一样虚无。竞争对手指责惠特尼的能量被高估了,博客们讥笑她太幸运。总体上说,她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她是猜测的。她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这些华尔街公司内部的情况,更不要说它们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亏损的程度了。这一点,连首席执行官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样,他们都是骗子,”她说,“但是我认为他们对此真的一无所知。”
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迈瑞迪斯·惠特尼没有挫败华尔街。她只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社会来说,这个做法要比纽约总检察长针对华尔街腐败案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更具有煽动性。要是单靠丑闻就能够击垮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的话,这些银行早在很多年以前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女人并没有说华尔街的银行家腐败,而是说他们愚蠢。这些以分配资本为本职工作的人显然连怎么管理好自己的事情都不知道。
我承认,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我一直坚持做下去,这可能就会是由我造成的某种灾难。处于花旗集团旋涡中心的那些人,与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共事过的那些人是完全一样的;其中几个还是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培训班的同学。有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给迈瑞迪斯·惠特尼打了电话。这要回溯到2008年3月,正好在贝尔斯登公司破产前,当时形势还不是非常明朗。我想,如果她是对的,现在就应该是金融世界退回到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摆脱的那个盒子里去的时刻。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她说得是否有道理,而且我也想知道,这个用她的唐突击毁了股票市场的年轻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她在1994年来到华尔街,毕业于布朗大学英文系。“我到了纽约,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研究员这种职业,”她说。她最终在奥本海默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她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培训她的那个人不仅帮她建立了事业的基础,还帮助她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那个人的名字,她说,叫史蒂夫·艾斯曼(SteveEisman)。“在我发表了有关花旗集团的声明之后,”她说,“所发生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是史蒂夫打来了电话,而且告诉我他为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史蒂夫·艾斯曼这个名字,所以我对此并没有多想。
但是,随后我读到了这样一则新闻,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Paulson)为他的投资者赚了大约200亿美元,他自己则赚了将近40亿美元。在华尔街,还从未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赚到如此高的利润。另外,他是通过对赌拖垮花旗集团以及其他所有大型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而赚到这些钱的。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就像拉斯韦加斯的赌场一样,他们也设定赔率。跟他们玩零和游戏的客户有时会赢,但是绝不会是系统性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让赌场破产。然而,约翰·保尔森曾经是华尔街的客户。这完全就是同样不自量力的迈瑞迪·惠特尼让她的名字备受关注的那种情况的翻版。赌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设定了错误的赔率,这个错误非常严重,而且,至少有一个人已经发现了。我再一次给惠特尼打了电话问她,问别人的的问题一样,她是否知道有人预知了次级抵押贷款灾难,因而提前作好准备并从中赚取财富。在赌博流行起来之前,还有谁注意到,轮盘赌的结果其实是可以预测的?现代金融业的黑箱内部还有谁掌握了这部机器的缺陷?
随后就到了2008年年末。这时,出现了一长串,而且还在不断加长的专家的名单,他们都声称自己早就预测到了灾难的发生,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其实很少。这些人中,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下注的更是少之又少。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而又不显得幼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确信金融新闻中所说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错误的,确信那些重量级的人物不是在撒谎就是在骗人。惠特尼飞快地说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主要是由她亲自提供咨询服务的投资人。位列名单中间的是约翰·保尔森,而在名单最前面的,则是史蒂夫·艾斯曼。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天才型人物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就是在这一刻,人们首次知道了艾斯曼不仅只是有一小点愤世嫉俗而已。他的脑海里有一张金融界的图画,这张图画与金融界的自画像有着天然之别,而且要比后者更接近于真实。
天才型人物
艾斯曼进入金融界的时间刚好是我离开的时间。他在纽约市长大,上的是犹太人学校,先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1991年,他是一位30岁的企业律师,一直困惑于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我恨这个职业,”他说,“我恨当一名律师。我的父母在奥本海默公司证券部门做经纪人。他们想办法给我弄了一份工作。这很不光彩,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奥本海默公司是华尔街硕果仅存的几家沿用传统的合伙制的公司之一,靠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与其说它是一家公司,不如说它是一个家族制的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莉莲·艾斯曼(LillianEisman)和艾略特·艾斯曼(ElliotEisman)就一直以奥本海默公司的名义为个人投资者提供金融咨询服务。(莉莲在奥本海默公司内部开创了经纪业务,艾略特开始的时候是一名刑事律师,由于经常遭受来自客户中的黑手党中层人士的恐吓,就转来跟着她一起干了。)由于得到了同事和客户一致的热爱和尊敬,他们可以雇用任何他们喜欢的人。在把他们的儿子从他的法律事业中拯救出来之前,他们已经把儿子的保姆安置在了奥本海默公司的交易大厅里。在艾斯曼去向他的父母作汇报的途中,他要从这位曾经给他换过尿片的女人面前经过。然而,对于裙带关系,奥本海默公司有一条规定:如果莉莲和艾略特要雇用他们的儿子,那他第一年的薪酬必须由他们自己支付,在此期间,其他人则可以考查他是否有资格领取薪酬。
艾斯曼的父母,从内心深处讲还属于传统的价值投资者,他们总是告诉他,要想学到华尔街的精髓,最好的方式是当一名股票分析师。他从股票分析入手,开始了自己的金融生涯,为那些左右着关于上市公司舆论的人士服务。奥本海默公司雇用了25名左右的分析师,他们所作的分析绝大部分并没有引起华尔街上其他人的注意。“在奥本海默公司当分析师,要想赚到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事情做对,并且制造出足够的噪音,让人们注意到它。”爱丽丝·施罗德(AliceSchroeder)说,她曾经在奥本海默公司负责保险公司的业务,后来跳槽到了摩根士丹利,最后以沃伦·巴菲特的官方传记作家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她补充说:“在奥本海默公司有一种反主流文化因素。坐在大公司里面的那些人之所以获得酬劳,就是为了达成一致意见。”艾斯曼在制造噪音以及打破一致意见方面恰好拥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初级股权分析员,打打下手,并没有人想问他的意见。这种情况在1991年12月初改变了,当时他得到这份新工作还不到一年。一家叫做阿艾梅斯金融公司(AamesFiancial)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上市,对于这个事件,奥本海默公司没有人特别关注,也没有人想对这个事情表达一下看法。奥本海默公司的一位银行经理一直希望拓展与阿艾梅斯公司的业务,此时他在研究部里急得直跺脚,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对抵押贷款业务知道哪怕一点皮毛的人。“我是一名初级分析员,而且我还没有决定我的研究方向,”艾斯曼说,“但是我告诉他,在当律师的时候,我曾经负责过资金商店公司(MoneyStore)的一个项目。”他随即被任命为负责阿艾梅斯金融公司业务的首席分析师。“我没有告诉他的是,当时我的工作只是审读文件,而我对那些狗屁问题一窍不通。”
阿艾梅斯金融公司与资金商店公司一样,属于一种新类别的企业,专门为缺乏现金的美国人提供贷款,这种类别被委婉地叫做“特别金融业”。这种类别的企业不包括高盛集团和J·P·摩根,但是包括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繁荣期间卷入次级抵押贷款业务中的名不见经传的企业。阿艾梅斯是首家上市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第二家由艾斯曼主要负责的公司叫做洛玛斯金融公司(LomasFinancialCorp.),该公司当时刚从破产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作出了卖出的评级,因为这个公司就是一堆狗屎。我不知道你们并不主张对公司给予卖出的评级。我认为有三个选项——买入、持有、卖出,而以有权选择你认为你应该选的选项。”他受到了来自公司的压力,要求他多一些乐观的精神,但是对于史蒂夫·艾斯曼来说,乐观是不会自然而然产生的。他可以假装乐观,而且他有时候也这么干了,但是如果能够不受干扰,他会更高兴。“我可以听到他在大厅里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他过去的一名同事说,“激情四溢地对他所负责的那些公司的股票进行着猛烈的抨击。无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艾斯曼坚持他对洛玛斯金融公司的卖出评级,甚至在洛玛斯金融公司公告称,投资者不需要担心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公司已经对冲了它的市场风险之后,他也依然如故。“我作为一名分析师所写过的最有意义的分析报告,”艾斯曼说,“就是在洛玛斯金融公司说他们进行了对冲之后。”他凭着记忆复述了这句话:“'洛玛斯金融公司是一家很完美地进行了对冲的金融机构,它在每一种可以想到的利率环境下都在亏损。'我非常享受写下这句话时的感觉,我所写过的其他任何句子带给我的愉悦都无法与这句话相比。”在他发表这一分析报告几个月后,洛玛斯金融公司再次回到了破产保护状态。
艾斯曼很快成为奥本海默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影响市场的分析师之一。“对我来说,很像又重新回到了学校里,”他说,“我要学习了解一个行业,还要去写有关这个行业的文章。”华尔街的人们开始把他看成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穿着有点奇怪,就好像某个人费心给他买了漂亮的新衣裳,却没有详细地告诉他应该怎么穿似的。他那头短短的金发,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剪的一样。他那柔和、表情丰富、友善的脸上最引人注意的部位是他的嘴,因为他的嘴总是张开的,至少是半开的,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他担心无法把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想法在下一个想法出现之前迅速说出来,因而要保持通道永远畅通一样。他的其他面部特征全部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几乎堪称忠厚。这张脸完全是扑克牌脸(面无表情)的反面。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天生的导师
天生的导师
在他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一种模式逐渐形成。在为史蒂夫·艾斯曼工作的人中,爱他或者至少是被他逗乐的人不断增加,他在对财富和学识的认识上,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个能力让他们深感敬佩。“他天生就是一位导师,”一名曾经为他工作过的女士这样说,“而且他对女士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意愿。”他同情小人物和失败者,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失败的感觉。那些希望看到艾斯曼流露出顺从和尊敬表情的大人物的如意算盘总是落空,常常在与他的交锋中收获打击和震怒。“很多人都不了解史蒂夫,”迈瑞迪斯·惠特尼曾经这样告诉我,“但是了解他的人都很爱他。”在不了解他的人中有一位是一家大型美国经纪公司的头,在一次午餐会上他亲耳听到艾斯曼,面对着几十名投资者解释为什么他——这位经纪公司的领导人——对自己的业务一无所知,随后只能目瞪口呆地在午餐的中间看着他扬长而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必须去趟厕所,”艾斯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有回去。”)午餐结束之后,这家伙宣布,他永远不会再与史蒂夫·艾斯曼出现在同一个房间。一家大型日本房地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是另外一个倒霉蛋。他把自己公司的财务报表交给艾斯曼,随后带着翻译去争取艾斯曼的投资。“你甚至没有持有你自己公司的股票。”艾斯曼听了这位日本商人的详细介绍之后说。翻译与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商议。
“在日本,管理层通常不拥有股份。”这位首席执行官最后说。
艾斯曼注意到,这个家伙的财务报表没有真正披露有关他的公司的任何真正重要的细节。但是,艾斯曼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把这份报表拎起来,就像是捏着一堆不干净的东西。“这……这就是厕纸,”他说,“把这翻译给他听。”
“这个日本佬摘下了眼镜,”当时目睹了这一奇异场景的一位目击者回忆道,“他的嘴唇颤抖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厕纸?厕纸?'”
一名把艾斯曼当做朋友的基金经理准备向我介绍他的情况,但是说了不到一分钟就停了下来——在他描述艾斯曼揭穿各种不同的大人物不是谎话连篇就是信口雌黄之后,并且开始狂笑不止。“从某个方面说他锋芒毕露,但是他很聪明也很诚实,而且无所畏惧。”
“甚至在华尔街,人们都认为他粗俗、令人讨厌,而且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艾斯曼的妻子瓦莱丽·费根(ValerieFeigen)说。她曾经在J·P·摩根供职,后来退职开了一家女装店并照管他们的孩子。“他对自己的仪容仪表没有任何兴趣。相信我,我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都没有任何结果。”在她第一次把他带回家之后,她的母亲就说过:“嗯,我们无法命令他,但是我们肯定可以在犹太人联合募捐会上把他拍卖了。”艾斯曼天生具备一种得罪人的才能。“他的粗野并不是刻意而为的,”他的妻子解释说,“他的粗野带着率性而为的坦诚。他知道大家都把他当成个人物,但是他自己不是那样看待自己。史蒂夫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当被问到有何苦恼时,艾斯曼看上去很困惑,甚至有一点受伤。“我有时候会把自己给忘了。”他耸耸肩膀说。
下面是有关艾斯曼的众多理论中的第一条:他对自己头脑里那些不安分的东西的兴趣,远远高于他对眼前任何事物的兴趣,而且两者间的差距是以使前者彻底地将后者掩盖。这个理论对于那些比较了解艾斯曼的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他的母亲莉莲为我们提供了第二个理论。“史蒂文实具有双重人格。”她很小心地说。艾斯曼小时候,他的母亲送给他一辆他梦寐以求的崭新的自行车,他把这辆车骑到中央公园,把它借给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然后看着它在视线里消失。另一个理论是,他立志研究《塔木德》(Talmud),不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他对书中内部矛盾的好奇。他的母亲曾经被任命为纽约市犹太人教育理事会的理事长,而艾斯曼却在认真梳理《塔木德》里前后矛盾的地方。“还有谁会为了发现书里的错误而去研究《塔木德》?”他的母亲问道。后来,在艾斯曼变得非常富有之后,他不得不考虑怎样处理这些钱,他找到了一家名为“脚步”的组织,致力于帮助哈西德派犹太人脱离他们的信仰。他甚至在处理自己金钱的时候,都要引发一场战争。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将负债变成产品销售
将负债变成产品销售
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艾斯曼都是一个怪人。他是在一个奇特阶段刚开始之初进入华尔街的。10年之前抵押债券市场的创立,将华尔街扩展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场所,来处理普通美国人的债务。开始时,新的债券市场只关注美国人眼中有偿债能力的那一半。现在,随着抵押债券市场扩展到了信用较差的美国人,它在偿债能力较差的那一半美国人的债务中也找到了动力。
抵押贷款债券与过去的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在很多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抵押贷款债券不是单一的有明确固定条款的巨额贷款。抵押债券是一种对来自一个由数千个单独的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池子里的现金流的追索权。这些现金流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借款人有权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清偿债务。这也是债券投资者开始时不愿意投资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原因:抵押贷款借款人通常只在利率下跌的时候才会清偿他们的贷款,从页以更低的价格重新融资,这让抵押贷款债券持有者拥有了大量的现金,并以较低的利率进行投资。住房贷款投资者不知道他们的投资将持续多久,因为只有在他最不想要的时候,他才会收回他的投资。为了控制这种不确定性,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时的那些同事创立了抵押债券市场,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他们利用巨大的住房贷款池,将住房所有人的还款分割成几块,称之为“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买家就像泡在洪水中的底楼的所有者,面临着抵押贷款提前还款的第一波冲击。作为交换,他得到了最高的利率。第二个部分的买家——摩天大楼的第二层——接受提前还款的下一波巨浪的洗礼,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较高的利率,依此类推。处于大楼顶层的投资者得到的是最低的利率,但是拥有最高的保障,他的投资在他想收回之前不会终止。
20世纪80年代的抵押债券投资者最大的担心是他可能会过早收回款项,而不是可能拿不回钱来。支撑抵押债券的贷款池在它们的规模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级别方面都符合由几个政府机构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所制定的标准。事实上,贷款所承诺的是政府的保证:如果住房所有者违约,政府将负责偿付他们的债务。当史蒂夫·艾斯曼跌跌撞撞闯入这个新兴的快速成长的特别金融行业的时候,抵押债券正准备投入新的用途:发放达不到政府担保要求的贷款。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信贷延伸到信用度非常低的住房所有者,不是为了让他们买得起房,而是为了让他们将自己在已经拥有的住房上的全部利益都变现。
以次级住房贷款为基础的抵押贷款债券将解决提前还款问题的办法延伸至那些根本不存在还款的问题上。第一层或者叫第一部分的投资者将面临的不是提前还款,而是实际的亏损。他承受着第一波损失,直到他的投资完全消失,然后亏损的巨浪将袭击第二层的投资者。依此类推。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少数几个华尔街的分析师致力于了解将信贷扩展到太阳通常都不光顾的角落的后果。史蒂夫·艾斯曼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塞·雅各布(SyJacobs)。雅各布跟我一起参加过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同一个培训项目,现在为一家名叫亚历克斯·布朗(AlexBrown)的投资银行工作。“我端坐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培训课程的课堂上,倾听利维·拉涅里(LewieRanieri)创建的这个伟大的新证券化模型将怎样运行。”他回忆道。(拉涅里是可以被称为抵押贷款债券市场之父的人。)将住房抵押贷款转变为债券具有凡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意义。一个人的负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资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负债可以变为一堆纸片,你可以向任何人销售。一转眼的工夫,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大厅里诞生了由各种奇怪的东西所支撑的债券市场:信用卡应收账款、飞机租赁、 http://auto.ifeng.com/
汽车贷款、健身俱乐部会费。创造一个新市场只需要找到新的资产进行典当这样的举手之劳。在美国,最显而易见的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仍然是住房。首批抵押贷款人拥有了巨额的被套牢在他们住房上的权益,为什么这些尚未被利用的权益不能进行债券化?雅各布说:“次级债思维的出现是由于一个针对第二层抵押贷款借款人的社会瑕疵,而这本来是能够避免的。仅仅因为你的信用评级低一点,你就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且是远高于你应该支付的。如果我们能够将债券推向大众市场,就可以将成本降低到借款人能够接受的水平。他们可以用利率较低的抵押贷款债务替换高利率的信用卡债务。而且这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国的下层中产阶级中高融资者的比例不断增大,据称这对下层中产阶级美国人是有好处的。这种资本市场上的新效率,会使下层中产阶级美国人为他们的债务支付的利率越来越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级抵押贷款放款人——资金商店公司、绿树、阿艾梅斯——向公众出售股份,以成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进入市场的小型消费贷款公司达数十家。次级贷款公司分化了。放款人将他们的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以抵押贷款债券的形式出售给其他的投资者,因此,这个行业也隐藏着道德风险。“这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行业,”雅各布说,“任何一个只要销售产品并从中赚钱,而不用担心产品的效益的企业,都能够吸引肮脏的商人。这是这个天才主意的不足之处。艾斯曼和我两个人都相信这个天才的想法,而且我们两人也都遇到过某些真正肮脏的人物。我们的工作是确定这些人物中的哪一些是实施这些天才想法的合适人选。”
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信贷市场中仍然只占很小的份额,每年的贷款也就是几百亿美元,但是它的存在意义重大,甚至对史蒂夫·艾斯曼来说也是如此。“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对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他说,“美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偏差,而且偏离得越来越严重,其结果就是你拥有了更多的次级客户。”当然,艾斯曼是拿着工资来研究次级贷款的意义的:奥本海默很快成为这个新行业的主要银行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斯曼是它的主要支持者。“我把很多次级债公司都推上市了,”艾斯曼说,“他们喜欢讲的话是'我们在帮助客户。因为我们将他们从高利率的信用卡债务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进入利率较低的抵押贷款债务中'。而我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随后,有些事情改变了。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审计的黑箱
审计的黑箱
公寓里。艾斯曼粗俗、浮夸,而且粗枝大叶。文尼谨慎、细心而且很注重细节。他年轻,身材很好,长着浓密漆黑的头发,拥有英俊的外表,但是他的容貌被他专注的表情所掩盖——嘴角总是抿着,眉毛好像随时都会上扬。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似乎永远都在担心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会被从他身边夺走。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的父亲被谋杀了——尽管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件事,他的母亲在一家商品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独自一人把文尼和他的弟弟拉扯大。或许是因为生活在皇后区,或是是因为他父亲的遭遇,或许是因为文森特·丹尼尔受到过刺激,他总是对周围的同事怀有强烈的猜疑。惺惺相惜地,史蒂夫·艾斯曼说:“文尼很阴险。”
艾斯曼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当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略微有些失落。文尼是一个在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孩子,他进入任何一所大学,他的母亲都会为他感到骄傲,更让她骄傲的是,在文尼1994年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毕业后,他在曼哈顿得到了一个为阿瑟·安德森(ArthurAnderson)这家几年后在安然丑闻中被摧毁的财务公司工作的机会。“从小在皇后区长大,你能够很快发现钱在哪里,”文尼说,“钱就在曼哈顿。”作为一名初级会计师,他在曼哈顿的第一项任务是审计所罗门兄弟公司。他很快就被一家投资银行账簿的高深莫测深深吸引住了。他的会计师同事中,没有谁能够讲清楚交易员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文尼说,“但是令人恐惧的是,我的经理也一无所知。我询问了这些基础的问题,比如,他们为什么要持有这些抵押贷款债券?他们只是在打赌,还是它是某个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我想我需要知道这些。如果你无法把这些点连起来,那么要审计一家公司真的很难。”
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名被分派去审计华尔街大公司的会计师来说,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家公司是在赚钱还是在赔钱。它们是巨大的黑箱,其中暗藏的齿轮永远都在转动。开始审计几个月之后,文尼的经理对他的问题已经非常厌倦。“他无法向我解释清楚。他说,'文尼,那不是你的工作。我雇你来是做XYZ的,你就做XYZ,并且闭上你的嘴。'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并且说,'我现在就滚出这里了。'”
文尼开始找另外一份工作。他的一位老校友在奥本海默公司工作,而且赚钱不少。他将文尼的简历交给人力资源部,这份简历到了史蒂夫·艾斯曼的手里,他当时正好在找人帮他分析那些次级抵押贷款发起人所使用的越来越晦涩的账目。“我不擅长计算,”艾斯曼说,“我是用故事来思考的。我需要有人在数字方面帮助我。”文尼听说过艾斯曼很难相处,但是当他们碰面的时候,他非常吃惊,艾斯曼似乎只对他们是否能够相处感兴趣。“他似乎只是在找一只好鸡蛋。”文尼说。当艾斯曼出其不意地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只见过两次面。文尼猜想,他大约要得到一份工作邀请了。但是他们刚开始谈话不久,艾斯曼在另一条线上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且让文尼等着。文尼坐在那里默默地等了15分钟,但是艾斯曼没有再回到线上。
两个月之后,艾斯曼的电话打回来了,问文尼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
艾斯曼对他让文尼等着,而他自己没有再拿起听筒这件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像他想不起来为什么他在与那些一流的首席执行官共进午餐的中途去洗手间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一样。文尼很快就自己找到了解释:当艾斯曼接通另外一条线的时候,他得到的消息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儿子麦克斯,夭折了。瓦莱丽患了感冒,她在睡梦中被一名夜班护士叫醒,护士告诉她,夜班护士在睡梦中压到了婴儿,导致他窒息而死。10天之后,与艾斯曼最亲近的人把这件事描绘为一个改变了他与周围世界关系的大事件。“史蒂夫总是认为有天使在他的肩膀上,”瓦莱丽说,“他从来没有遭遇过什么坏事。他总是受到保护,一直都很安全。在麦克斯的事情之后,他肩膀上的天使出事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从那一刻起,她在她丈夫身上看到了很多变化,有大有小,而且艾斯曼本人也并不否认。“从宇宙发展史的观点来看,麦克斯的死不是什么大事,”艾斯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大事。”
文尼和艾斯曼从来没有谈起过当时发生的事情。文尼所知道的是,他为其工作的那个艾斯曼显然不太像他几个月前遇到的那个艾斯曼。文尼在面试时见过的艾斯曼,按照华尔街分析师的标准,是诚实的。他并不是完全不合作。奥本海默公司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方面完全可以与大银行比肩。但是,如果艾斯曼这位声音最大的分析师不愿意为他们说好话的话,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银行的业务。尽管他很喜欢抨击那些不太可能维持下去的企业,他还是同意次级贷款行业是对美国经济的有益补充这样的说法。他对这些次级债发起人中的少数几个进行直率的指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益的。这增加了他对其他公司进行推荐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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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斯曼的老板看来,艾斯曼现在的做法在经济上是起反作用的,他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作出负面评级的倾向。“看上去他好像嗅到了什么味道,”文尼说,“而他需要我帮助他找出他嗅到的是什么。”艾斯曼想写一份或多或少会震动整个行业的报告,但是他必须比平常更加小心。“你可以旗帜鲜明地站在卖方一边,哪怕错了也没关系,”文尼说,“但如果你的评级是负面的,出错了,你就会被炒鱿鱼。”引发麻烦的弹药几个月之前刚从穆迪公司运来:评级机构现在拥有各种新的关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信息,并且给出了卖出的建议。由于穆迪公司的数据库不允许你检查具体的单笔贷款,它只提供了有关支持单笔抵押贷款债券的贷款池的总体图景:有多少是浮动利率,有多少贷借买入款的房子是房主自住的。最重要的是,有多少是断供的。“这就是数据库,”艾斯曼言简意赅地说,“进入那个房间,在你搞明白它的意思之前不要出门。”文尼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艾斯曼其实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了。
文尼只能靠自己。“我26岁了,”他说,“而且我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抵押贷款债券是什么东西。”艾斯曼对此同样一无所知——他是个股票市场人士,而且奥本海默公司当时连债券部门都没有。文尼必须自学。当他搞清楚之后,他对艾斯曼已经察觉到的源自次级抵押贷款行业的那种四处弥漫的令人不舒服的味道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公司披露了他们不断增长的收益,但是其他的东西不多。他们没有披露的众多事项中的一个,是他们所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断供率。当艾斯曼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辩称这些都是不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贷款全部卖给了那些把它们打包成抵押贷款债券的人,所以这些风险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所有的公司都保留有小部分他们发起的贷款,公司可以按照这些贷款未来的预期价值将它们记为利润。会计规则允许他们把贷款视为可收回的,而且不会提前还款。这些假设成了他的末日机器的引擎。
首先吸引文尼目光的,是“预制房屋”行业很高的提前还款率。(“'预制房屋'听起来要比'移动住房'好听。”)移动住房与普通住房不同,它们的价值从离开商店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下降了,就像 http://auto.ifeng.com/
汽车一样。移动住房的购买者不像普通住房的购买者,他们不可能期望在两年之内再融资,把钱拿回来。他们还款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文尼这样问自己。“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看到,提前还款率这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是他们是非自愿的。”“非自愿提前还款”听起来要比“拖欠还款”好听。移动住房购买者的贷款如果出现拖欠还款,他们的移动住房将被收回,而借钱给他们的人将按照贷款的比例得到他们应得的部分。“最终,我看到,在整个次级贷款领域,要么是提前还款,要么就以一个难以想象的比例成为坏账,”文尼说,“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这些贷款池里出现的高比例断供现象。”贷款利率并没有高到足以抵消将这些钱借给美国大众中这一特定群体的风险。这就像是一般的金融规则为应对社会问题而被暂停执行了。一个想法浮上了他的心头:在不涨工资的情况下,怎么能让穷人感觉到富有?答案是:向他们提供廉价的贷款。
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仔细筛选每一个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池,然后把情况告诉了艾斯曼。这些次级贷款公司增长非常迅速,使用的会计方法非常复杂,从而掩盖了他们没有真实收益,一切表象都是通过财务做账做出来的这个事实。他们全都具有庞氏骗局的基本特征:为了维持赢利假象,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创造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我确实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我是对的,”文尼说,“但是我找到史蒂夫,对他说,'这看起来真的不妙。'这就是他需要知道的。我想,他所需要的是调低股票评级的证据。”
艾斯曼撰写的报告抨击了所有的次级贷款发起人,一家接一家,他曝光了数十家企业的欺骗行径。“他们提交给你们的数字与真实数字之间,”他说,“存在着天壤之别。”次级贷款公司根本不欣赏他的这些努力。“他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尼说,“所有的次级贷款公司都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你错了。你的数据错了。他对着他们吼道,'是他妈的你们的数据!'”艾斯曼的报告之所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没有给他冒犯的这些公司以合理的警告。他坏了华尔街的规矩。“史蒂夫知道这样的做法会引起转轩然大波,”文尼说,“他想要的就是这种局面。他不希望有人来说服他。如果他事先警告他们,所有这些人都会竭尽所能来说服他。”
“以前我们一直没能评估这些贷款,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数据,”艾斯曼后来说,“我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这个行业。我的整个名声都建立在研究这些股票上面。如果我错了,这可能就是史蒂夫·艾斯曼事业的终结。”
艾斯曼在1997年9月发表了他的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经济繁荣的中期。之后不到一年,俄罗斯出现断供潮,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倒闭了。在随后奋力上岸的过程中,早期的次级贷款放款人无法收回资金,很快成批成批地宣布破产。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会计实践中的不道德行为,他们在利润实现之前就记入了收益。按照文尼自己的说法,除了文尼,没有人真正明白他们这些贷款中的猫腻。“发现这个市场上居然有这种无效率的情况存在,真的让我感觉很棒,”他说,“因为如果市场掌控了一切,那么我或许是做错了。看着这些艰深晦涩的东西,你还能说什么呢,为什么还要去费那些精神呢?但是,据我所知,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研究那些即将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中破产的企业。我看到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事情真的很蹊跷。”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真实的金融界
真实的金融界
就是在这一刻,人们首次知道了艾斯曼并不只是有一点愤世嫉俗。他的脑海里有一张金融界的图画,这张图画与金融界的自画像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要比后者更接近于真实。几年之后,他辞去工作,进入了对冲基金奇尔顿投资公司(ChiltonInvestment)。他对告诉别人把他们的钱放到哪里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想,如果他自己管理资金,而且按照自己的判断投资的话,他或许还能够维持自己的兴趣。在雇用艾斯曼之后,奇尔顿投资公司也有了新的想法。“说到史蒂夫,”奇尔顿公司的一名同事说,“是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会选股吗?”奇尔顿公司最终认为他不会选股票,因而重新调整了他的工作,让他重拾他的老本行,为那些真正作出投资决策的人提供服务。艾斯曼讨厌这个工作,但他还是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的东西,让他为即将发生的危机作好了准备。他了解了消费贷款市场内部正在发生的一切。
时间到了2002年。在美国,公开上市的次级贷款公司无一幸存。然而,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消费贷款巨人——家庭金融公司(HouseholdFinanceCorporation)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长期以来都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艾斯曼一直认为他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意识到,他其实并不了解这家公司。2002年年初,他拿到了家庭金融公司新的住房权益贷款业务的销售文件。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奥尔丁格(BillAldinger)在竞争对手纷纷破产的情况下,仍在大力发展家庭金融公司。正在消化网络泡沫破灭苦果的美国人,似乎应该没有胃口借入新的债务,然而,家庭金融公司的放贷速度却穿前的快。它的一个重要增长来源是第二抵押贷款。文件上提供的是一份15年期的固定利率贷款,但是它被伪装成了30年期的贷款。它将住房拥有人在15年间需要还款的金额假设性分摊到30年间,而且问:如果你原本应该在15年内支付的款项分30年来支付,你的“有效利率”会是多少?这是离奇的不诚实的销售宣传。借款人听到的是“7%的有效利率”,而事实上利率为12.5%。“这是无耻的欺骗,”艾斯曼说,“他们在愚弄他们的客户。”
艾斯曼很快从借款人中找到了投诉者,他们说出了他们身上刚刚发生的事情。艾斯曼寻遍了全国各地的所有小报纸,在华盛顿州的贝林哈姆镇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史塔克(JohnStark)的记者,他为《贝林哈姆新闻》写稿。在艾斯曼突然找到他之前,史塔克写了一篇关于4个认为自己受到了家庭贷款公司欺骗的当地人的故事,这4个人找了一名代理律师,想起诉这家公司,并且宣布抵押合同无效。“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史塔克说,“我以为又是一个借钱借得太多的人,而且还聘用了一名律师。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在意。”这篇文章一见报,就吸引了很多读者:在贝林哈姆周边的数百人拿起了报纸,发现他们原本以为利率是7%的抵押侍,事实上利率是12.5%。“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史塔克说,“他们愤怒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论艾斯曼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都把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工作就成了全力对抗家庭金融公司。他提醒报社的记者们,他动员杂志撰稿人,他对待“推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很友好,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头一次出现,一个来自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家伙对一家致力于保障穷人利益的组织表现出类似的兴趣。他多次去拜访华盛顿州总检察长,他满脸狐疑地听说总检察长已经调查了家庭金融公司,但一名州法官禁止他公布调查结果。艾斯曼弄到了调查结果的副本,其内容证实了他的疑虑。“我想对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家伙说,'你们为什么不抓人?'他会说,'他们是家有实力的大公司。如果他们走了,还有谁在华盛顿州推出次级贷款?'我说,'相信我,将会有一列火车驶进来,满载着赶来放款的人。'”
确实,这是一个联邦层面的问题。家庭金融公司在全美范围内都兜售了这些骗人的抵押贷款。然而,联邦政府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举动。相反,2002年年末,家庭金融公司采用庭外和解的方式处理了一场集诉讼,同意向12个州支付总计4.84亿美元。次年,这个公司把自己以及巨额的次级贷款组合,以15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英国的金融集团——汇丰集团。
艾斯曼被震惊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情况居然可能发生,”他说。这不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这是迄今为止从事次级贷款业务的最大的公司,而它却参与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他们应该把首席执行官赶出击,可是他们却把公司卖了,首席执行官赚到了上亿美元。天哪!事情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结束。“艾斯曼面对极端复杂的金融交易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悲观,沾染上了政治思想的色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了社会影响,“他说,”如果要从零开始着手建立监管机构,那么最好把这个机构设计成保护中低收入者的模式,因为他们被欺骗的概率太高了。但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保护极少数人的政权。“
艾斯曼每个星期三的中午者会去最大的漫画书店看最新上架的漫画。在成年人中间,他应该算是对各类超级英雄生活最了若指掌的人。比如,他能把《绿灯侠》中的誓言倒背如流,对蝙蝠侠的私生活比蝙蝠侠自己还要了解。在他的儿子去世之前,艾斯曼已经像个孩子一样,看完了所有这些漫画的成人版本——《蜘蛛侠》是他的最爱。现在,他只看最阴暗的成人漫画,偏爱那些取材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在不改变情节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编排,从而有别于童话故事的漫画作品。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讲一个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联系的故事,然而,故事发展是完全不同的。这会让你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那些老的情节。”他喜欢让白雪公主和小矮人的关系多一些悬念。现在,在金融市场,一个童话故事又被重现在他的眼前。“我开始更加近距离地审视次级抵押贷款的所有问题,”他说,“次级 http://auto.ifeng.com/
汽车贷款从某些方面看是诚实的,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利率。它们会向你收很高的费用,撕碎你的心,但至少你清楚这一点。次级抵押贷款却是一个骗局。从根本上说,它吸引人的手段就是告诉他们,'只要申请了这项贷款,你就可以还清你其他的所有贷款——信用卡债务、汽车贷款等。而且,看看这个利率多么低廉!'但是,这个低利率并不是实际利率,而是个欺骗性利率。”
在关注家庭金融服务公司的同时,艾斯曼参加了一个由一家华尔街大企业组织的午餐会。到会发言的嘉宾是一位名叫赫伯·桑德勒(HerbSandler)的首席执行官,来自一家从事存贷款业务的巨型企业,名字叫做金色西部金融公司(GoldenWestFinancialCorporation)。“有人问他是否同意免费支票账户的模式,”艾斯曼回忆道,“他说,'关掉你的录音机。'所有人都关掉了手里的录音机。他解释说,他们不碰免费支票业务,因为这真的是对穷人征税——以支票账户透支罚款的形式。开展这种业务的银行,其实只是为了更多地盘剥穷人,使他们付出比正常使用支票更高的费用。”
艾斯曼问:“有监管者对此表示出兴趣来吗?”
“没有。”桑德勒说。
“就在那个时候,我确信这个体系真的是在'剥削穷人'。”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坏事随时会发生
坏事随时会发生
在艾斯曼年轻时是一名极端的共和党人。他加入右翼组织,两次投票给里根,甚至热爱罗伯特·博克(RobertBork)。但是,自从进入华尔街之后,很奇怪的,他的政治立场向左转了。他把自己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冷战的终结。“我不是右翼,因为没有太多作为右翼的理由。”家庭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奥尔丁格拿到1亿美元的时候,艾斯曼正走在成为金融市场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上。“作为一名保守的共和党人,你永远想不到人们正在通过剥削其他人赚钱。”他说。他的思想现在已经完全对这种可能性开放了,“我现在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产业,叫做消费金融,从根本上说,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剥削人民。”
在管理资金的机会被他的对冲基金老板剥夺以后,艾斯曼辞掉了工作,并且尝试着创办他自己的对冲基金。一家名叫前点合伙公司(FrontPointPartner)的企业旗下拥有一批对冲基金。这家企业不久之后被摩根士丹利完全控股。2004年年初,摩根士丹利同意让艾斯曼建立一只基金,这只基金盯紧金融公司:华尔街的银行、房屋建筑公司、抵押贷款发起人、像通用电气这样拥有大型金融服务部门的公司,以及任何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公司。摩根士丹利按基金金额收取费用,并且给他提供了办公的场所、家具以及后勤人员。他们唯一没有给他提供的东西是资金。他们希望艾斯曼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艾斯曼飞遍了整个世界,拜会了数百名一流的投资者。“我们原本试图募集资金,但是没有做到,”他说,“大家都说,'很高兴见到您。给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运作的'。”
到2004年春,艾斯曼陷入了迷茫。他一直没有募集到资金,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可能继续做下去。他当然不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也不奢望事情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自己能够得到某种免遭人生意外打击的特殊庇护。他在凌晨4点醒来,浑身是汗。他还接受了心理治疗。然而,他还是艾斯曼,因此,这种治疗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治疗。这种治疗叫做“工作小组”。十几名专家以及一名受过训练的心理治疗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分享他们的烦恼。在会谈临近尾声的时候,艾斯曼会发作起来,将那些困扰他的问题和盘托出,随后在其他人说出自己的麻烦之前就仓促地离开。他这样做了几次之后,治疗师提醒了他,但是他并没有听进去。于是治疗师给艾斯曼的妻子打了电话,让她跟她丈夫谈谈。这个做法也没有奏效。“他什么时候去做过治疗我都会知道,”瓦莱丽说,“因为治疗师老是给我电话,说'他又那样了!'”
瓦莱丽显然对这种激烈的竞争非常担心。她告诉艾斯曼,如果这个最新的华尔街事业不成功,他们应该考虑离开纽约去罗得岛,在那里开一家提供早餐的简易旅馆。瓦莱丽找了很多地方,并且多次说他们应该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的那对双胞胎孩子,她甚至想要养鸡。了解艾斯曼的人和艾斯曼本人一样根本无法想象养鸡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却同意了。“这个主意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他的妻子说,“他工作更卖力了。”艾斯曼游历了整个欧洲大陆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寻找愿意与他一起投资的人,后来还真的还找到了一个,有一家保险公司给他提供了5000万美元。虽然这还不足以创立一只可以持续的股权基金,但这毕竟是个开始。
虽然没有找到投资,但是艾斯曼却吸引了很多人,这些人对世界的看法跟他一样消极。刚与人合作完成了一篇名为“没有权益的住房只是负债出租”的报告的文尼,正是其中的一位。波特·柯林斯(PorterCollins)这位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划艇比赛的选手在奇尔顿投资公司时曾经与艾斯曼共事,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家伙老是郁郁寡欢,他自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后来成为艾斯曼的首席交易员的丹尼·摩西(DannyMoses)是第三位。丹尼曾经在奥本海默公司做销售员,他对艾斯曼当年所做的那些卖方分析师很少会干的事情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在某一个交易日的中途,艾斯曼走上了奥本海默交易大厅的演讲台,要求大家安静,并且宣布“下面八只股票将会归零”,然后说出了八家公司的名称,而这八家公司后来确实破产了。在佐治亚州长大,父亲是金融教授的丹尼,不像文尼和史蒂夫那样相信宿命,但是他与他们拥有共同的看法,就是坏事随时会发生,特别是在华尔街。当一家华尔街公司帮助他以一种各方面都几近完美的方式开始交易的时候,他会跟交易员说:“我很感激这一点,但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们将要怎样盘剥我?”
“嘿嘿,看你说的,我们从来不会这么干”,交易员打开了话匣子。丹尼尽管彬彬有礼,却始终坚持着。
“我们俩都很清楚,像这笔交易这样完美的好事不会落在一家小对冲基金和华尔街大公司之间。我会接这笔生意,但是你必须首先跟我讲清楚你将要怎么盘剥我,我才会干。”最后,推销员解释了他将会怎么盘剥他。而丹尼接受了这笔交易。
他们都对与史蒂夫·艾斯曼共同经营管理资金的想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给艾斯曼打工,你永远也不会感觉到你是在打工。他会教你,但是他不会监督你。艾斯曼也会尖锐地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史蒂夫喜欢出席所有的华尔街聚会,”文尼说,“他会说'关于这个给我作30种不同的解释',或者'你能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请用英文'。一旦你这样做了,你就会了解到一些东西。一开始的时候,通过这种做法,你会知道他们对自己所谈论的东西是否真的了解。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了解!”
发现末日机器的引擎 开凿债券市场
开凿债券市场
到2005年年初,艾斯曼的小团队形成了一个,那就是绝大多数在华尔街工作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次级抵押贷款这部机器启动了,重新运转起来,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故障一样。如果说次级抵押贷款的第一幕是畸形的,那么第二幕就是恐怖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300亿美元的交易额对于次级贷款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到了2000年,次级抵押贷款规模达到了1300亿美元,其中价值550亿美元的部分被重新包装为抵押贷款债券。2005年,次级抵押贷款达到6250亿美元,其中5070亿美元进入了抵押贷款债券。单单一年中就出现了5000亿美元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债券。次级贷款即使在利率上涨的时候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更加让人惊异的是,贷款的期限在变化,成为坏账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1996年,65%的次级贷款是固定利率的,这意味着典型的次级贷款借款人或许会遭遇麻烦,但是至少他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在还完贷款本息之前,他们每个月到底欠多少钱。到2005年的时候,75%的次级贷款是一种浮动利率贷款,通常头两年的利率是固定的。
次级债金融家的演出被他们放出去的贷款中的一小部分搞砸了。市场本来应该学到一个简单的教训:不要借钱给那些还不起钱的人。可是相反,它学到了一个很复杂的教训:你可以继续发放这些贷款,只是不要让它们出现在你的账本上。放出贷款,然后将它们卖给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的定息债券部门,这些机构将贷款包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者。长滩储蓄公司(LongBeachSavings)是目前尚存的首家采用所谓的“发起销售”模式的银行。这导致了一波热潮——华尔街可以购买你的贷款,哪怕你不想卖,后来甚至专门成立了一家名叫B&C抵押贷款公司的新公司来做发起销售业务。雷曼兄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而毫不犹豫地将B&C抵押贷款公司纳入麾下。到2005年年初,所有华尔街的大银行都深陷于次级贷款的游戏之中。贝尔斯登、美林、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都拥有次级贷款产品专门布置的“架子”,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像HEAT、SAIL以及GSAMP,这就使普通的投资者很难想到这些次级债券是由华尔街上这些响当当的大公司所承销发行的。
艾斯曼以及他的团队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和华尔街都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他们认识绝大多数的次级贷款放款人——那些在底层放贷的家伙,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20世纪90年代末那场危机的始作俑者。艾斯曼对于高盛对中低收入美国中产阶级的债务所做的手脚进行了最坏的预期。“你们必须知道,”他说,“是我最先涉足次级贷款。我最先与狼共舞。这些家伙的谎话是无边无际的。我从那些经历中学到的是,华尔街卖出去的东西什么都不是。”他不理解的是,什么人会买这些来自第二波次级抵押贷款热潮的债券。“在了解这些情况后的头一天,我们说,'我们卖空这个东西来赚取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到来了。市场将开始膨胀。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
艾斯曼所说的“这个东西”指的是那些涉及次级贷款的公司的股票。股票价格会出现各种你能够想象得到的疯狂情况:在贷款开始出现坏账迹象之前,他不想卖空它们。为此,文尼对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行为进行严密的监控。在每个月的25日,还款记录报告都会及时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他仔细浏览,对所有违约记录都打上勾。“根据我们追踪的情况来看,”文尼说,“信用质量还算好。至少到2005年下半年仍是这样。”
在经营自己公司的头18个月的迷茫中,艾斯曼有了一个感悟,他意识到他显然错过了什么。他现在正在努力找出哪些股票可以买入,可是股票价格对债券的依赖越来越严重。随着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增长,每家金融公司都以某种方式暴露在他的面前。“定息债券世界使股权世界相形见绌,”他说,“股权世界与债券市场相比,就像一个侏儒。”几乎每家大型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都通过其债券部门来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首席执行官都曾经是债券交易员,比如雷曼兄弟公司的迪克·福尔德(DickFuld)、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Mack),以及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JimmyCayne)。自从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债券公司所罗门兄弟赚到了巨额的利润,使它看起来仿佛身处一个与其他公司完全不同的行业,自那时起,债券市场成了一个赚大钱的地方。“那是一条黄金规则,”艾斯曼说,“那些持有黄金的人制定的规则。”
大多数人不明白,那些推动了债券市场20年繁荣的东西为什么又毁掉了这一切。艾斯曼过去也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他需要学习他所能够学到的有关定息债券世界的一切。他对债券市场有自己的计划。他所不知道的是,债券市场也有针对他的计划。债券市场将要开凿出一个艾斯曼形状的洞来。
意外的资本家 让风险成为可能
意外的资本家
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两个优势。第一个是他们闯进这个市场的时间非常晚,恰好就在市场崩溃之前,而且处在少数几个其它的理财经理的后面。另一个优势是他们对待金融市场那种堂吉诃德式的方式:他们有意识地寻找多空的机会。
让风险成为可能
艾斯曼发现的东西确实是一个金矿,但是却不是说完全没有人知道。2006年秋,格雷格·李普曼已经把他的想法私下告诉了250名大型投资人,并在德意志银行销售会议上向数百人进行了宣讲。到2006年年底,按照PerTrac对冲基金数据库研究报告的说法,有13675家对冲基金报告了经营结果,数千家其他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获得了投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许可。李普曼的声音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传到了他们中很多人的耳朵里。然而,仅有100家左右少量涉足了这个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新市场。大多数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保险的人,不是为了对赌,而是作为他们手上那些与美国不动产相关的股票或者债券组合的对冲手段。有一小部分人利用信用违约掉期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进行豪赌——买入一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同时卖出另外一份。比如,他们会下注赌,那些包含大量在加利福尼亚发放的贷款的债券会跑输那些只包含很少加利福尼亚贷款的债券;或者某只三A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会跑输三B级债券;或者雷曼兄弟或者高盛(两家公司都因包装美国最差住房贷款而臭名昭著)所发行的债券,表现不如由J·P·摩根或者富国银行(这两家公司似乎比较在意债券包含什么样的贷款)包装的债券。
极少数人——多于10人,不到20人——直接对赌整个价值几万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从关联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金融体系。这个事件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这场灾难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却只有十几个投资者注意到了。这些投资者包括一家名叫白盒的明尼阿波利斯对冲基金、一家名叫Baupost的波士顿对冲基金、一家叫做Passport的圣弗朗西斯科对冲基金、一家名叫埃尔姆·瑞吉的新泽西对冲基金,以及一批纽约对冲基金:艾略特伙伴(ElliottAssociates)、雪松山资本合伙人(CedarHillCapitalPartners)、QVT金融,以及菲利普·法尔科恩的先驱资本合伙公司。这些投资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听说过格雷格·李普曼的观点。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一位名叫凯尔·巴斯的前贝尔斯登债券销售员在2006年年中建立了一只名叫海曼资本的对冲基金,不久就买入了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巴斯在新泽西从彭南特资本(PennantCapital)的艾伦博尼叶(AlanFournier)处听到了这个想法,而后者又是听说了李普曼的观点。一位名叫杰夫·格林的地产投资者从纽约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那里听到这个想法后,马上购买了几十亿美元的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保尔森也是从格雷格·李普曼那里得来消息,而且,他建立起了大规模的信用违约掉期头寸,他利用李普曼作为宣传的卖点。一位伦敦高盛的产权交易员听说这位在纽约的德意志银行交易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想法后,飞越大西洋与李普曼见面,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价值10亿美元的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一位名叫西奥·帕努斯的对冲基金投资人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由德意志银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李普曼的说法,马上就投下了他的筹码。如果把这些想法传播的路线连起来,就像是一条病毒传播的路径,大多数线条最终都指到李普曼身上。他是零号病人。只有一个病毒携带者能够声称是自己传染了他,而且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迈克尔·巴里整天窝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办公室里,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这个以高额赌注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人的小世界中又包含着一个更小的世界:那些沉迷于这项交易的人。极少数投资人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针对金融体系,而且还针对更大范围的社会,他们对赌的是一个如此巨大的体系——相对于他们的资本来说,他们实际上放弃了作为一个传统的理财经理的理念,而成了别的什么了。约翰·保尔森获得了迄今为止能够动用的最大的资金,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迈克尔·巴里筹资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计划无功而返9个月之后,保尔森成功了,他告诉投资人的,不是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的灾难,而是针对远期灾难可能性的廉价的对冲。保尔森比巴里年长15岁,而且在华尔街的名气要大得多,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华尔街的圈外人士。“我给高盛打电话,问他们有关保尔森的事情,”一位保尔森曾在2006年年中找他集过资的有钱人说,“他们说他是第三等级对冲基金操作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保尔森从投资人手上筹集到了几十亿美元,这些投资人把他的基金看做对他们的不动产组合相关的股票和债券——的一种保险。保尔森说,在寻找那些对赌的被商估债券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抵押贷款债券市场正在发生的情况。“我喜欢做空一种债券的理念,因为你的亏损风险是有限的,”他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对称的赌博。”他震惊地发现,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与卖空一只真正的债券比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低廉,尽管它们所代表的是同样的赌注。“我做了5亿美元。他们说,'你愿意做10亿美元吗?'而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花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我押下了250亿美元。”保尔森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投资人可以卖空价值250亿美元的股票或者债券,而不至于造成价格波动,甚至崩盘的市场。“而我们可以做500亿美元,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2006年夏,住房价格开始下跌,有一些人看到了丑陋的现实并采取了应对措施——揭开一名年轻美女的面具,露出的是一张老巫婆的面孔。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跟你说一些有关金融体系状况的事情,口气与那些空难幸存者讲述事故经过时一模一样,还会顺便提到那些从事故中死里逃生的人的状况。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古怪。但是他们的古怪又各有各的不同。约翰·保尔森的古怪在于他对赌那些高风险贷款的兴趣,以及在说服其他人跟他一起干的时具有的说服力;迈克尔·巴里的古怪在于他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他甚至不与人类发生直接的联系,只关注硬数据以及引导未来人类金融行为的动机;史蒂夫·艾斯曼的古怪在于他深信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是一种腐败,或者是一种正在变得腐败的事件,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则是剥削的引擎,而且最终将是毁灭的引擎。每人填补了一个洞,每人提供了一种遗失的感悟,一种面对风险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或许我们就能防止灾难的发生。但是,至少有一个敞口的洞穴没有一流的专业投资人去填补。这个洞反而被查理·莱德利(CharlieLedley)填补了。
查理·莱德利——充满好奇的反复无常的查理·莱德利的古怪在于,他深信在华尔街赚钱,最好的方式是找出华尔街深信最不可能发生的那些事情,并把宝压在它会发生上。查理和他的伙伴经常这样做,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清楚,市场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被有意识地进行了低估。尽管如此,在2006年9月,当他翻看一个朋友送来的格雷格·李普曼所做的有关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资料时,莱德利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好得简直有点不像真的了。他从来没有做过抵押贷款债券业务,对房地产基本上一无所知,对债券市场的术语更是一头雾水,他甚至不确定德意志银行或者其他机构会不会让他购买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因为这是一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而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本·霍克特(BenHockett)以及加米-麦(JamieMai),任凭谁来看都算不上是机构投资者。“但我就是看着它说,'怎么让它成为可能?'”他随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伙伴,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比我们聪明的家伙不做?
意外的资本家 看似荒谬的业务
看似荒谬的业务
每一项新的业务在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加米·麦和查理·莱德利的想法在2003年年初的时候,对于一家资金管理公司来说近乎荒谬:两个30岁的人在嘉信理财公司的账户上有11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个朋友的房子后院借用了一间库房,把自己戏称为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他们中谁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拥有投资的才能。两人都刚刚开始为纽约私人股权公司格鲁布伙伴公司(GolubAssociates)做些辅助性的工作,都还没有作过实际的投资决策。加米·麦高大英俊,完全符合教科书上的说法,很有领导人的派头——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他对一切都缺乏信心的特点就显露无遗了,从明天太阳是否会升起,到人类的未来,都是如此。加米有个习惯,他常常在一句话的中间停顿而且口吃,似乎还没有确定他自己的想法。查理·莱德利更加糟糕: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做什么事都尽可能地向后拖延,没有明确的行动。如果被问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会双唇紧闭,遥望远方,摇头晃脑,活像一个忘了台词的演员一样,当他最终开口发出声音的时候,会让你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居然说话了!
两人都被他们同时代的人看成是性格温和、缺乏条理、好奇心强、聪明但是缺乏方向——这种类型的人会在高中毕业15周年聚会的时候冒出来,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阅尽人世沧桑。查理在读完大学一年级之后离开了阿姆赫斯特学院,为比尔·克林顿的第一次总统竞选做自愿者,尽管他最终回归了,他对理想主义的兴趣依然要比对挣钱的兴趣更浓厚。加米离开杜克大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岸跑来跑去给有钱人送帆船。(“那是当我明白,我必须学点什么专业的时候。”)到28岁的时候,他休了18个月的长假,带着女朋友周游世界。他来到伯克利,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女朋友想搬到那里住。查理甚至根本不想来伯克利,他在曼哈顿长大,他搬到伯克利是因为大家一起经营资金的想法,而那11万美元是加米的。查理现在与加米共住的车库也是加米的。
除了金钱和宏伟的理想,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金融市场的想法。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勉强搭得上边的主意。他们在私人股权行业——各家企业在柜台上买卖整个公司——的历练,让他们相信,私人股票市场或许比公共的股票市场更有效率。“在私人交易中,”查理说,“一般情况下有一个经验老到的顾问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没有那种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值多少钱的人。在公共市场,会有人专注于每季度的收益,而不是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会有人为了各种疯狂的理由去做莫名其妙的事。”进而,他们相信,公共金融市场缺乏胸怀大志的投资者。美国股票市场上的家伙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内部作决定,日本债券市场的家伙在日本债券市场内部作决定,诸如此类。“确实有人只在欧洲市场做中型医疗保健债券,”查理说,“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专门针对金融的。乡土观念对于现代精神生活来说是一个共性的特征。没有人试图以整合。”在金融市场上,有些人因为具备狭窄的专业技能而获得了不菲的报酬,另外一部分人的待遇却很差,而如果你要跨市场分配资本的话,这部分人的大局意识和全球观念却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2003年年初,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刚对业界开放,这意味着加米和查理要花更多的时间坐在伯克利的车库里,同时也是查理的卧室里,以寻找市场上的机会。他们决定,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不只是寻找市场无效率情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所有的市场:股票、债券、货币、商品。这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简单的雄心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加入了一个,而且是更加不简单的一个,他们遇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大机会,一家名叫第一资本金融(CapitalOneFinancial)的信用卡公司。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是一个很难得的例子,它代表了那些找到了一种把钱借给信用评级很差的美国人的办法的企业。它的业务是信用卡,不是住房贷款,但是它面对的是同样社会经济阶层的人,他们的住房贷款几年之后可能会在灾难中结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恂跨进21世纪的时候,该公司声称,它在分析次级信用卡使用者信用度以及为借款给他们的风险定价方面拥有比其他公司更好的工具,而且,市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20世纪90年代末,它度过了这个行业非常困难的一段日子,在这段时间内,它的好几家竞争对手消失了。随后,在2002年7月,它的股票崩盘——两天之内下跌了60%,原因是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管理层披露了他们与两家政府监管机构——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对于他们需要储备多少资本以应对潜在的次级亏损问题存在争议。
忽然之间,市场开始担心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在发放贷款方面并不真正比其他公司聪明,只是在掩藏亏损方面做得更好。市场怀疑,监管者可能发现了欺诈行为,而且正准备处罚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各种证据似乎都指向了这个方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它在调查该公司最近刚刚辞职的首席财务官,他涉嫌在公司宣布与监管部门的争议,并导致股价下跌之前两个月卖出了他在公司中的股票。
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赚着钱。它声称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监管机构的做法太反复无常,并且公告称它所持有的200亿美元次级贷款组合没有出现任何特别的损失。但公司的股票价格仍然没有起色。查理和加米研究了整个事件,他们参加行业会议,致电各种他们并不认识的人,并向他们寻求信息:空头卖家、前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员工、为该公司提供咨询的管理咨询师,甚至政府监管机构。“情况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查理说,“额外的信息数量有限,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他们认为,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或许真的有更好的发放次级贷款的工具。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是骗子吗?
意外的资本家 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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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的30来岁、自称职业投资人、在嘉信理财账户上有11万美元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去做了。他们去寻找第一资本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本(RichardFairbank)的大学同学,了解了他的性格特征。加米查阅了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年报,并且努务找出公司内部可以提供情报的合适人选。“如果我们提出要见首席执行官,我们或许见不到。”查理解释说。最后,他们找到了彼得·史诺(PeterSchnall),他是该公司分管次级债务组合的副总裁。“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很愿意,'是谁打电话说想见彼得·史诺?'”查理说,“当我们要求跟他谈谈的时候,他们很愿意,说'好啊'。”他们很庄重地把自己介绍为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但是对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具体是做什么则只字不提。“很有趣,”加米说,“人们并不太愿意问你有多少钱,所以你也不需要告诉他们。”
他们问史诺是否可以去拜访他,在他们进行投资之前问他几个问题。“我们真正想做的,”查理说,“是想看看他看上去是否像个骗子。”他们发现他相当健谈。很有意思的是,他也在买他自己公司的股票。他们离开的时候想,第一资本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的争议是无伤大雅的,而且该公司基本上是诚实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或许会是骗子,”加米说,“但很有可能不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他们引向了一条通往那个很快让他们变得非常富有的金融市场的康庄大道。在与美联储和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出现麻烦的消息公布之后的6个月里,第一资本的股票在每股30美元上下窄幅波动。这个稳定性显然掩盖了一个严重的不确定性。对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来说,每股30美元的价格显然不是“正确”的价格。这个公司要么是欺诈,如果是这样,它的股票一文不值,要么这个公司像查理和加米认为的那样诚实,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股票每股应该在60美元左右。加米·麦刚刚读完《你能成为股市天才》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乔尔·格林布拉特,也就是支持迈克尔·巴里的对冲基金的那个人。格林布拉特在书中描述了他怎样利用一种被称为第期股票期权的衍生证券赚取巨额财富的故事。这种长期股票期权给它的买家提供了以固定价格在一段确定的时间内购买股票的权利。格林布拉特解释说,有时候,购买一种股票的期权要比购买股票本身更有意义。这在格林布拉特的价值投资世界里被当做异端邪说中的一种。老式的价值投资者不碰期权,因为期权假定在被低估的股票存在一种时间价格运动的能力。格林布拉特的观点是:如果股票的价值会因为某些固定时间内一定会发生(比如兼并日或者开庭日)的事件的影响而出现显而易见的变化,价值投资者可以使用期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让加米想到了一个主意:买入一份购买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的长期期权。“这是很刺激的事情,喔,我们有个观点:这只普通股票很有吸引力。但是,看看这些期权的价格!”
以40美元的价格在今后两年半中的任何时间购买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的权利只值3美元多一点。这没有任何意义。第一资本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的问题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有结果,要么解决了,要么没有。到那时,股价要么跌到零,要么涨到60美元。再仔细观察一下,加米发现,华尔街用来为长期股票期权定价的模型,即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做了一些奇怪的假设。比如,它假定未来股票价格呈钟形正态分布。如果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按每股30美元的价格交易,该模型推测,在今后的两年里,股价为每股35美元的概率比每股40美元的概率要大,每股40美元的概率比每股45美元的概率大,依此类推。这个假设只对那些对公司情况一无所知的人才有意义。在这个例子里,这个模型完全忽略了这个关键:当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时候,它大幅波动的概率要高于小幅波动的概率。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马上买入了8000份长期股票期权。他们潜在的损失被限制在他们为购买股票期权所支付的26000美元内。他们潜在的收益理论上则是无限的。不久之后,第一资本金融公司的问题得到了监管机构的澄清,其股票价格飙升,而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26000美元的期权头寸现在价值52.6万美元。“我们真是高兴得发疯了。”查理说。
“我们真的不敢相信有人会以如此低的价格把这些长期期权产品卖给我们,”加米说,“我们继续去寻找更加远期的期权。”
这很快成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赚钱策略:从那些看起来很便宜的买入或者卖出某些韩国股票或者五花肉或者第三世界货币——任何可能会出现某种剧烈变动的有价的东西——的期权入手,随后再返回到期权允许你买入或者卖出的那个东西上。期权适合查理和加米两人的个性:他们永远也不用对任何事情有肯定的想法。两人都具有这样的倾向,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都对本身并不确定的事情抱有太确定的看法。两人都觉得,人类——也可以扩展到市场——无法对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计算概率。两人在坚定自己的信念方面都存在问题,但他们非常善于对他们认为别人是错误的信念作出反应。他们每次打算押下一笔风险很大的赌注时,其中一人会着手进行案例分析,做出一份详尽的演示材料,并用PowerPoint幻灯片来呈现。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向谁去报告。他们做这些只是为了在讨论的时候,让对方听听有多大的说服力。他们只在他们认为某些剧烈的变化即将发生的时候才会进入市场,他们会以很小的赌注投注很大的赔率,最终可能会让他们赢得很多。他们不知道有关韩国股票或者第三世界伙伴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知道。如果他们发现可以很便宜地对任何证券的价格变动投注,他们可以雇用一名专家帮助他们找出那些细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模式,”加米·麦说,“依靠那些知道得比我们多的聪明人进行工作。”
他们在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股票期权上初战告捷后,又取得了另一个类似的成功,这次是在一家叫做联合泛欧通信公司的欧洲有线电视公司身上,它当时还深陷窘境。这一次,由于拥有了更多的资金,他们购买了50万美元的买入期权,行权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很大。当联合泛欧通信公司恢复元气的时候,他们很快赚到了5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这次真的太激动了。”加米说。接下来,他们押注在一家为病人提供家用氧气瓶的公司。20万美元的赌注很快变成了300万美元的利润。“我们现在是三战三捷,”查理说,“我们认为十分滑稽。这也是我第一次认为自己真的会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一直从事这项工作。”
意外的资本家 搜寻华尔街客户
搜寻华尔街客户
他们也许是抓住了现代金融市场的严重的漏洞,也许是撞进了一场巨大的赌局。从特征上分析,他们不可能属于上面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正如查理所指出的:“真的很难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幸运的,什么时候是聪明的。”他们估计,等到他们能够拥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交易记录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作古了,所以,他们无意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想他们到底是幸运还是聪明。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懂那些他们应该懂的东西,特别是有关金融期权方面的知识。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统计系雇了一名博士生帮助他们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他们要求他研究五花肉未来市场的时候,他辞职了。“好像他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加米说,“他总体上本来就对资本主义有心结,五花肉则把他推过了那根红线。”他们只好自己慢慢来啃那一大堆复杂的金融理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布莱克·肖尔斯模型,看看在你变更其中的各种假设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加米说。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些模型允许人们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去对那些很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结束的局面进行投机。如果一只股票在次年将会一文不值,或者每股值100美元,任何人以3美元的价格出售一年期的按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票的期权就是很愚蠢的行为。然而,市场通常却都是那样做的。华尔街所使用的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都是偶然的。
“事件驱动型投资”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听起来没有它本身那么有趣。一天,查理被乙醇期货勾起了好奇心。他对乙醇所知不多,但是他知道它享有美国政府每加仑50美分的补贴,所以,每加仑乙醇可以比汽油多50美分的溢价,而且一直都享有。在2005年年初,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总体来看,乙醇的交易价格每加仑比汽油便宜50美分。他不知道原因,而且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相反,查理买了两车皮的乙醇期货,并因此上了《今日乙醇》的头条,对于这家杂志的存在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在经纪人的怒火中,他们结束了这桩交易,不得不在芝加哥的某货场上接受装满了乙醇的车皮——经纪人赚到的钱少得近乎荒唐。“我们所做的业务的复杂性已经与我们的资产不成比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