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国学吗

刘淑英

日期：[2013年3月14日] 版次：[RB17] 版名：[大家] 稿源：[南方都市报] 

           薛仁明，台湾作家、学者，著有《孔子随喜》《人间随喜》等。

二十几年前，我曾是个愤青。

那时，不仅对这世界愤愤不平，对于自己，更有极多的不满。不平的我，常常自责甚深，也不时自我批评。若说挣扎彷徨、天人交战，则几乎无日不有。

后来，如此严厉的我，开始有了转变。我的生活态度逐渐宽松，生命也慢慢变得自在。这样的自在，说白了，是我对自己的接受度，提高了。我渐渐不容易憎恶自己，也不轻易否定自己。少了些自责，多了些自嘲。有时，看着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忍不住就摇摇头，然后，笑了起来。这当然不是所谓的欣赏自己，也不是阿Q，更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只是静观自身，不落爱憎；就像看着别人一样，如实地、诚恳却宽松地，静静看着自己。

从此，我渐渐有了些自知之明。从此，我日益明白了自己的有限性，但同时，却也开始发挥一己的有效性。

同样地，中国也有许多愤青。自“五四”之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极多不满。面对自家的传统，责备甚深，不时也严词批评。最后，他们甚至憎恶这个传统、否定这个传统。这般地反传统，从“五四”到“文革”，一回比一回激烈，浪头也一波比一波高。

然而，在多年之后，这些激切的热血青年，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加愤愤不平之外，并没有真正改善什么。事实上，全盘否定过去，就必然迷失未来；没了传统，再如何激切，再如何四方求索，也终究无路呀！

眼前无路，想回头；许多人慢慢发现，若成日自责，若整天批判“民族劣根性”，毕竟不是个办法。穷则变，变则通；从此，有人回过身来，开始想虚心地、诚恳地重新面对自己的传统，结果，有了国学热。

国学热，当然是好事。世界史上，像近代中国如此自我否定、自我疏隔，又如此长久、如此彻底者，诚属罕见；这晌，确实也该幡然回首了。但是，正因否定太久、疏隔过甚，而今，真要重新面对，又岂会容易？疏隔了数十年，真要在旦夕间彻底弥补，又岂非妄想？

于是，虽说人人竞言国学，虽说那热潮方兴未艾，然而，只见阅听者满怀赤忱、求知若渴，言说者却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这些“国学家”谈得如此天花乱坠，真看了、真听了，有人不免要心中疑问：这真的是国学吗？

那真的是国学吗？

令人疑惑的，首先是一群“国学表演家”。这群人，名为“国学家”，实为表演者。他们的声势大、能量强，素来不为学术精英所喜，却广受普罗大众欢迎。我偶而观之，对他们长于表达、深谙营销，尤其言语生动、肢体丰富，在镁光灯前、聚光灯下的那种神采奕奕，都印象极深。

在这传播挂帅、媒体至上的时代里，他们专擅表演，自然有助于独领风骚、蔚为潮流；也正因大家对传统的极度疏隔，使他们纵使词不达意、对原典也多有扭曲，仍丝毫不妨碍他们风靡于世。如此大受欢迎，又如此影响深远，遂招来非议，也引发不平之鸣。许多的学术精英引经据典，纷纷批评这班“国学表演家”不学无术，指出他们许多的“硬伤”；更严厉的，则直接挞伐这些表演者“以紫乱朱”、“曲学阿世”。

这些不平之鸣，当然有理。但是，循此批评，我们回过头去，再关注这些学术精英，仔细看他们的书写、仔细听他们的言说，心头过上一过，就难免又顿生疑惑。按理说，这些精英学养深厚，又高居学院，在大学体系下，有资源、有声望，某种程度上，也掌控了诠释权，应该很容易让人信服才是；然而，真看他们谈国学，仍让人觉得不踏实，更无法心中受用。这不踏实，固然源于他们的言说方式，但从根柢说来，更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体制。

众所周知，当今的大学，是源自于西方的学院体制。在这体制下，学者的言说方式，必然深受西方影响；不论是欧化的长句子，或是西方学术的术语，乃至于西洋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抽象语言，这种种都和中国人固有的言说方式大相径庭。正因大相径庭，学院的这些宏论巨构，虽说煌煌其言、夸夸其谈，却和世俗之人多半无缘(他们把这种无缘自圆其说为“曲高和寡”)。寻常人等，震慑于学院之名，当然不好直接批评，也不敢心生厌恶，但是，他们多半冷淡以对，只能“敬而远之”。

事实上，中国的学问，只要用西式的学术语言表达，必然就是个异化。台、港两地的新儒家学派，虽曾烜赫一时，而今却荒愁彷徨、莫知所往，正因在此误入了歧途。

除了言说方式之外，学院更大的困境，来自于他们的学问体制。

学者总强调言必有据、论证清晰；其严密扎实、有条有理，乍看之下，也是件美事。而且，许多人慨叹经典难读，一经学者归纳整理之后，似乎，也都清楚明了了。然而，有心之人若细细一读，却不免怅然发觉：学者说得再明确、逻辑再完整，与经典本身，似乎总隔了一层。如此一隔，使读者虽可在概念上明白清楚，却无法在生命中实际受益。这一隔，其实是学者难以跨越的天堑。如此隔靴搔痒，使得学者在面对生活时，多半无能；面对生命，更经常无力。他们聚焦于客观分析，也长于抽象论证，但是，这与真实的生命，却简直无关。

正因如此，才会有多年前方东美的皈依之事。方东美是台大哲学系教授，地位之崇隆，乃创系以来第一人；他的华严宗哲学，尤其铺衍地令人目不暇给；谈起华严的“事事无碍”，可真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这样的哲学“大师”，谈了一辈子的华严，临终前，真面对死生天堑，却顿感彻彻底底的无力。人之将死，又岂能自欺？于是，在许多弟子无以理解、也难以接受的情况下，他毅然皈依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也不善于讲经说法、总教人老实念佛的广钦和尚。

广钦和尚是个行者。他自在，他安然，他对生命中的每个起落(包括生死)，都有着极明晰的自知。他不客观分析，也不玩弄概念，更不驰骋于抽象世界。他活得具体，活得真实，断一切戏论，故能远离颠倒梦想。事实上，所谓“国学”，正是这种行者、这种安然自在者的生命学问。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抑或是六祖惠能，不论读书多寡，本质上，他们都是生命的行者。面对生命的种种状况，他们的通透与力道，才是让后人思之不尽、也受用无穷的真正关键；换句话说，这种通透与力道，才是国学的核心价值。

中国的学问，都是体践之学。体验的深浅、实践之多寡，才是谈论国学的大根大本。除此之外，所谓逻辑论证、客观分析，多少都偏离了主题；至于寻章摘句、饾饤考据，则是无关宏旨。行者谈国学，之所以有别于表演者、也迥异于学者，正因紧扣着国学“体践”这个原点。行者是做多少，谈多少；做不到、也体会不着的，就绝不轻言。

正因如此，对于时下的那些“国学表演家”，行者不像学术精英般必视之如寇仇；依行者看来，“国学表演家”言说之浅薄、诠释之词不达意、或是变成了所谓“心灵鸡汤”，其实，虽说有弊，却不必嫉之过甚。行者真正关切的，是这批“国学表演家”实际的生命质地。这些表演者，因长于营销，故多暴得大名；名利双收之后，某些“国学表演家”在镁光灯前、聚光灯下，依然大谈传统学问，但一转过身去，私底下，却又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谈的是儒释道三家的谦冲淡泊，实际则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知与行如此悖反，才是“国学表演家”的最大病灶；学问与人格这般的矛盾，也才是对国学的最大斲毁。

自国学热以来，表演者大行其道，学院学者也明显议论过剩；他们要不知行悖反，要不知行断裂；总之，都远离了“体践之学”这个原点。体践之学，是自我转化的学问，亦即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而今，国学热虽然有所偏失，但当务之急，仍在于有心之人反求诸己，不自欺、不自瞒，如实地、诚恳地面对自己，静观自身，不落爱憎，慢慢地自我转化。如此一来，一个个通透朗然的行者，会让世人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