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那种孤独。那种不被理解，也不能理解他人的孤独。一个人可以很沉默，可以不主动，但当他坐在人群中时即使不说话，也可以理解周围人的言谈，周围人的喜怒哀乐，从而舒适自如。但到了一个绝望而孤立的境界时，他会为这个世界的不可理解而感到惊异进而痛苦。他和周围人的纽带彻底失去了。是什么能让人面临这种排山倒海的孤寂？
恶意和压迫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那种无法明白，没有根源的恶意。刀客杨家所经历的大概就是这种压迫，他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这样的隔阂，这样的鸿沟，即使自己用所有的善意和逻辑都无法跨越。他面对的是被异化的人，在制服下的变异体，操着公权力的声威凌驾于他手下管辖的对象之上。公权力本应该是维护公共空间和公共规则的力量，但公权力可以被私人化，从而赋予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意识。今天，无论是欺凌人的牢头，还是给杨家脸色看的警察，谁会相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对自己的家人温情脉脉，客客气气呢？但一旦被异化的公权所俘获时，即使那警察本身对杨家没有个人恩怨，也早已不再是平时的自己。
究其根本，因为他自己也是孤独的人，他没有认识到他所处理的对像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除了自己的权力没法获得安全感，获得自我肯定的价值。打量人的时候，他会暗自分类，哪些是自己之下可以控制的，哪些是需要迎合的。当一个社会中人不能以作为人本身立足，不能因所思所想而获得承认，而必须仰借种种外物方能获得别人乃至自己的肯定时，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
一个备受承认的公义准则是公共社会的基础，而在这个准则规范下的空间里人们相互活动，平等交往，建立起合法的公共空间。小至社团，大至国家，人可以因远方地震的伤亡而自发地悲切，可以因不平不公而愤慨，更可以有行动的自由。如果存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人们听到另一起牢狱不正常死亡时将不会仅仅带着嘲讽的眼光讪笑着，只在电脑前以恶搞的形式来默默奠基莫名死去的国人。恶搞本身是一种关注，而今天人们相信围观就是力量，固然没错。但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退而求其次，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目标受阻后的压抑。一个完善的公共空间中，人们会发出质询的呼声，人们会追问，而不是深切的认为追问只是徒劳。公检法将成为公共空间中的执行者，因为他们有公信力，而不只是某人某组织的私器。人心的随意性往往最让人恐惧，当你发现手上握有伤害你，定你罪权力的人却不遵循公共规则而只听命于私人权力，一时人心，谁又能感到安全呢？谁又能真正和谐地生活呢？所以天下治世皆以公共规则为基本——古人以圣贤之言束缚人心，西人以约法牵制人心，纳粹以恐惧压制人心，都能为社会带来稳定，但长久与否，高下立判。
在智利的时候，我曾经无所事事地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坐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一个老头，西装笔挺，面目慈祥，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来我旁边坐下，好奇地问我来自哪里。和他对话足足有一个小时之久，这期间，他谈自己的身世，谈智利的产业发展，谈对中国的了解。这才知道他曾经是皮诺切特时期驻德国大使的工作人员，见多识广，眼光独特。我这里所注重的不是他所谈的种种话题，而是在我离开后突然想到的，为什么他会坦然地来到我身边对话，而我第一个反应是无缘无故的惊恐。我才领悟到对他来说广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的实体表现，一个公民自由交谈，议论的地方，从古希腊起就是如此。坐下就聊天，听听你的意见，没什么奇怪的。以后人生也许会有交集，也许会从此不再相见，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观中国历史，似乎我们的酒馆茶楼也有类似的特性，不过却常有“莫谈国事”四字高悬顶上。这四字一出，顿时噤若寒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