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假洋”品牌在中国的流行为时已久。长期以来，中国消费者形成了“国外的就是好”的观念。国内企业给自家产品起个洋名，在家居、服装鞋帽等消费品领域几乎已经成为惯例。

对此类假洋品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通过洋名字为自身注入一些时尚元素，而消费者也心知肚明，最典型的就是美特斯•邦威。另一类不仅用洋名字，更号称自己是进口产品。明明在本地生产，却声称是进口产品，此类行为当属于虚假宣传和欺诈消费者。

一般而言，厂家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识别产品的材质、安全性、产地等关键指标，既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动力（成本太高）。这就为厂家欺诈消费者埋下了隐患。

一些高端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买达芬奇昂贵的家具，正是出于对其品牌的信任。消费者买双汇肉制品也是出于对大公司的信任。遗憾的是，连双汇和达芬奇这样的公司也会沦陷在造假的“大趋势”之中，不能不深刻反思。

知名品牌造假，无疑把消费者的信任逼到了墙角。其造假动因主要为以下几类：第一，一些企业本就靠造假发家，等企业做大之后想要改掉这一习惯非常之难，“从良不易”。第二，当造假成为行业性现象，而造假者又能获得成本优势或更高利润率时，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做好人非常困难。第三，监管机构懈怠于监管，或者收买成本很低，也会刺激企业造假的欲望。

哈药集团污染事件、上海毒馒头事件、达芬奇事件、瘦肉精事件，存在两个值得我们深刻铭记的共同点。第一，都是由媒体而非监管部门发现并曝光的。第二，都是长期存在的行业“潜规则”。

因此，监管部门的失察是显而易见的。令人忧心的是，在几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中，尚有一批政府官员被问责。而在今年爆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中，尚未见政府官员辞职或被问责。监管是杜绝产品造假的核心环节，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只有权力而没有被问责的风险，结果将是不难想象的。

一位业内朋友聊天时告诉我：中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负责产品质量检查的政府部门越庞大，产品质量越差。其原因在于，政府监管人员常常成为“分利者”而非监管者：我允许你造假但你要给我保护费，造假企业为了转嫁成本，只能更加努力地造假。

达芬奇等假洋品牌现象，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只有国外进口的，才值得信赖。中国虽然GDP已经雄踞全球第二，但中国制造依然在国际上被打上“低质量、低价格”的标签，甚至也无法赢得国内消费者的信任和尊重。这一信任危机，从深层次看，体现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软实力”的缺乏，软实力的基础则来自创新、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第二，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造假常态化、普遍化，老实人吃亏，做好人难。第三，法治的不彰。法治是信任的基石。监管部门权力强化、责任缺失，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使得政府部门公信力急剧下降，公众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达芬奇危机，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缩影：政府不能信，名牌不能信，昂贵也不代表可信。一个没有信任感的社会，是难以和谐的，是不稳定的。达芬奇密码，是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必须破解的密码。

                                    （作者为 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